顾景舟先生紫砂壶名家排名历史揭秘

上海在廿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吸引了众多宜兴紫砂壶名家,他们被高薪聘请至沪上私密作坊,从事仿制或创作带有明清名家印款的紫砂器。有记载的前往上海的紫砂名家包括蒋燕亭、裴石民、王寅春、顾景舟、蒋蓉等等。然而,由于历史资料的匮乏以及当事人保密,这段历史至今仍然充满谜团。就连顾景舟先生的参与时间也没有确凿的定论。本文旨在挖掘和整理相关资料,借助间接相关人士的回忆与访谈,试图还原事件的大致轮廓,以为专家学者进一步深入探讨和研究提供一些线索。
一、顾景舟与上海紫砂仿古的时序
首先参考赵岳先生的著作《紫音希声——顾景舟紫砂艺术研究》中提供的早期年款作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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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的紫砂壶:传炉壶

  

1935年的紫砂壶:小石瓢壶(龙溪魏梓敬珍藏)

  

1936年的紫砂壶:汉君壶

1942年的紫砂壶:洋桶壺(赠徐祖纯、壬午兰秋)

  

1942年的紫砂壶:四方侧角壶(壬午冬月)

1943年的紫砂壶:洋桶壺(癸未仲夏)

  

1943年的紫砂壶:玉露套壶(癸未仲秋)

从存世的作品年代分布来看,顾景舟先生的作品在1936年秋天到1942年这段时间几乎不见踪影;而恰好这段时间包含了顾景舟先生在上海仿古的时期。
在研究书籍中,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关于顾景舟先生在上海仿古的时间:

  一种说法是,顾景舟先生的上海仿古时期为1936年至1938年。
这一观点在多部著作中得到了提及,包括《紫砂泰斗——顾景舟》(徐秀棠 山谷著)、《中国紫砂大师》(山谷编著)以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顾景舟》(高英姿著)。根据《中国紫砂大师》的记录,1936年,年仅21岁的顾景舟应聘于位于上海的“朗氏艺苑”,在那里从事仿古紫砂壶制作超过两年;随后,他于1938年回到宜兴。据《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顾景舟》中的提及,1936年,上海的古董商郎玉书注意到了顾景舟,……根据顾景舟的回忆,他在上海度过了约三年多的时光(从23岁到27岁)……
另一种说法则是,顾景舟先生的上海仿古时期为1939年至1942年。

一些著作如《北山汲古》(谢瑞华、黎淑仪著)和《布衣壶宗》(徐风著)提供了有关顾景舟先生上海仿古时期的不同观点。《布衣壶宗》中的主要依据是顾景舟的徒弟潘持平的回忆。据潘持平所述,在1985年12月2日的对话中,顾景舟先生确认自己是在1939年至1942年期间在上海从事仿古紫砂壶制作,最初在朗氏艺苑工作,后来转到标准陶瓷公司。潘持平的话是:“1936年时,顾景舟才22岁,虽然在蜀山窑场已经有些名气,但他的技艺还不够全面。郎玉书不太可能会花费如此巨额的费用来聘请一个尚未完全成熟的年轻人前往上海。而到了1939年,顾景舟已经25岁,不论是在名气还是年龄上,都更具竞争力。”

根据顾景舟先生存世紫砂壶上的落款年月,可以得出结论,1936年秋天,顾景舟先生仍然在宜兴制壶,此时他应该还没有动身或计划前往上海。而且,顾景舟先生制作洋桶壶时,也应该是在宜兴家中完成的,因此在上海从事仿古壶制作的可能性较低。因此,可以确定顾景舟先生在1942年八月已经返回宜兴。

根据紫砂工艺的独特特性,我们可能需要提前考虑一些因素,以确定顾景舟先生在上海从事仿古紫砂壶制作的确切时间。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本文进行了以下一系列访谈和研究:
1、徐耀堂先生的回忆。
徐耀堂是我的大伯伯,他于1927年出生。他的回忆中有几个与顾景舟有关的故事令人印象深刻。
其中之一是关于他读小学五年级时的经历,当时顾景舟经常光顾他们家。大伯伯得知顾景舟从上海回来后能够刻印章,因此想让这位大哥哥为他刻制印章。他特意从吴同构的家中找来章料,准备交给顾景舟,但随后失去了联系。后来,大伯伯私下里向我的祖父询问,我祖父告诉他:景舟可能看到你还是小孩子,不太需要印章,所以没有帮你刻。这让大伯伯感到非常不悦,因此这段记忆格外深刻。当时,我大伯伯应该是12或13岁,大约是在1938或1939年(因为五年级跨年);
另外一个重要的回忆则来自于顾景舟先生的弟子——潘持平。潘持平回忆道,他自己的师父曾告诉他,他在上海从事仿古紫砂壶制作的时间是在1939年至1942年期间,最初在朗氏艺苑工作,后来加入了标准陶瓷公司。这一段时间是他走向紫砂制作巅峰的关键时期。

有一个特别令人难忘的回忆,与顾景舟的生平经历紧密相连,那就是”逃日兵”事件。在八年抗战期间,我们全家曾多次躲避日本侵略军,一次是逃到了双桥,另一次是躲到吴洋渚。最后一次,我们首先躲到了上袁村,然后再与紫砂壶名家排名中的顾景舟一起躲避,直到情况稍微平稳后才返回上袁村,住了几天才敢回家。从那时起,一直到抗战结束,再也没有听说过顾老前往上海的事情(那个时候,去上海对于宜兴乡下的亲戚朋友来说,是一件重大的事件,会成为热门新闻)。关于顾景舟先生在”逃日兵”事件中的经历,我和我的父亲都亲耳听他亲口讲述过。其中,有一次他被迫躲藏在院墙大门的门楼背面,方才侥幸逃过一劫。此外,我的大伯也回忆道,1939年,顾老已经回家,并在上半年得了天花。详情可参阅我大伯伯的口述笔录,附录中有相关记录。
此外,我在宜兴市档案局编纂的《宜兴往事》中查阅到一些与蜀山百姓逃避日本侵略军相关的记载和重要信息:
1937年11月16日,日本侵略军飞机首次侵犯了宜兴城区。

1937年11月28日,日寇自太湖湖口登陆宜兴,其中一支进犯宜兴的途中经过丁蜀镇的大港村。
不久后,于11月30日,日寇已经从大浦进犯,宜兴县城沦陷。
随着沦陷,于12月,宜兴建立了伪县维持会,同时丁蜀的汉奸头目王邦硕创建了伪武装组织,而史耀明也开始崭露头角。
时光流转至1938年6月25日,日寇派出约60名士兵,乘坐汽艇进犯了蜀山。
1939年4月,史耀明领导的部队正式组建,以宜兴县第八自卫团的名义活动。
1940年3月,南京的汪伪政府成立。
紧接着,1940年4月,日寇在宜城、丁蜀等地进行了严重的暴行,不仅动用枪炮,还无辜屠杀民众。
最终,1940年11月,史耀民创办了“陶业

根据前述资料,我们了解到了1939年史耀民领导的部队成立后,丁蜀地区虽然处于部队、新四军与日寇、汪伪军队的交战区,但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蜀山地区基本上一直由他掌控。这意味着当地居民不再需要为逃避日寇而背井离乡。而我大伯的关于”逃日兵”事件的记忆与历史档案的记载相符。如果顾景舟先生在1939年离开宜兴,那么他与”逃日兵”事件的经历似乎与我大伯的回忆不太相符。此外,我大伯回忆的顾景舟先生得天花的时间与山谷老师的文章中提到的1939年2月和3月在家得天花的时间相符,与一种关于顾景舟22岁得天花的说法不一致。

2、同时,上海的”铁画轩”在同一时期的经历也可作为参考。

在上海,有一家名为”铁画轩陶器”的陶器店,创立于1911年,位于卢家街(今福民街52号),是上海一家颇具规模的紫砂陶器专营店。然而,1937年抗战爆发后,铁画轩位于上海南市的店面无法正常营业,不久后搬迁至法租界的412弄石库门内,仅能依靠销售存货来维持生计。当时,上海租界市场虽然繁荣,但宜兴窑场停产,交通受阻,货源中断,因此铁画轩只能依赖销售存货中的花盆和茗壶,但依然获得了可观的利润。直到法租界恢复,他们才返回福民街继续经营。(引自《紫玉金砂》——铁画轩的介绍)。

然而,随着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了公共租界。尽管法国维希政府已经向德国投降,使得日军没有立即占领法租界,但他们仍然进驻并接管了法租界的事务。最终,1943年2月,法国维希政府宣布放弃在中国租界的权益,日军正式接管了这些地区。

根据戴佐民先生的回忆,他的父亲戴相明于1942年接手了铁画轩,并在当年登报发出通告。然后在1943年春季,他第一次前往宜兴,途经常州抵达宜兴,然后穿越龙背到达潜洛,会见了顾景舟以及当地的紫砂壶名家排名中的窑户,才逐渐恢复了供货关系。

从铁画轩的经营历史来看,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至1940年,江浙沪地区(尤其是宜兴地区)一直处于新四军、军队和日军的交战区,上海到宜兴的交通中断或不便,宜兴的紫砂壶窑场也不时受到停产的影响。当时上海还没有柴窑或类似现代高温电窑,因此古董商不可能在上海制作紫砂壶。如果上海还在仿古紫砂壶,那么要将泥坯的紫砂壶从上海运回丁蜀地区(包括潜洛、上袁)进行烧制的可能性极小。

考虑到当时紫砂壶的种类和数量,以及那个动荡的时期,在租界内的上海难以完成从上海运到宜兴烧制,然后再从宜兴运回上海的复杂工作。

古董商的生意可能不错,但他们主要出售库存货物,或者从逃难人群中低价购入并高价出售,不太可能有时间和资源去宜兴聘请人来制作仿古紫砂壶。

3、吴儒林老人的回忆也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当时情况的信息。根据吴儒林老人的回忆,他的父亲吴祥大在1928年经营了一家紫砂陶器店,位于上海闸北新民路823号(紧邻火车站)。生意一直很兴隆,直到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宜兴的货源中断,他只能在上海租界的其他店铺批发一些紫砂小件,顺便收购一些高品质的紫砂壶,然后以高价出售。然而,全家生计的主要来源仍然是之前积累的资本。一直坚持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生计变得困难,于是他们在1942年正月返回了蜀山,乘火车前往无锡,然后乘船前往新庄圩,再往前就是史耀民的地盘。当时,轮船交通已经中断,他们只能租用小船返回蜀山,这一路上历尽艰辛。史耀民的部队从1940年开始占据蜀山,他们几乎每天都在执行处决任务,窑场一片冷清,当地百姓流传着一句口头禅:”一

根据上述回忆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1939年至1941年期间,上海与宜兴之间的交通几乎中断,因此上海的古董商无法将紫砂泥坯运送到宜兴进行烧制,然后再将成品壶拿回上海销售。抗战爆发后,从事仿古制作的紫砂艺人,如王寅春、裴石民等,都返回宜兴,因此很难理解为什么郎玉书会在1939年从上海前往宜兴并只聘请顾景舟一个紫砂艺人来仿古制作壶。此外,在1936年左右,顾景舟已经成为家庭经济的支柱,因此他很可能在这段时间内一直在制作紫砂壶。1937年抗战爆发前,紫砂生意非常兴旺,因此顾景舟的壶制作记录中不太可能出现空白期。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初步推测顾景舟在上海仿古的时间应该在1936年至1938年之间,这段时间内他可能被聘请前往上海进行仿古制壶工作。但关于顾景舟在上海的具体时间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考证。

根据我们的研究,顾景舟先生很可能在1936年下半年至1938年期间与王寅春等紫砂艺人一起在上海从事仿古紫砂制作工作。然而,他真正参与仿古紫砂制作的时间仅有一年多,因为抗战爆发后,宜兴地区陷入了战火纷飞和困境,导致宜兴窑场的停产和市场萧条。在顾景舟先生从上海回到宜兴后,他制作的细货壶没有市场,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江南地区的生活才逐渐安定下来。这解释了为什么在1939年至1941年期间,没有出现带有年月款的顾老茶壶。

在上海仿古的时间段内,顾景舟先生可能制作了一些紫砂壶,但由于历史记载有限,我们无法确定具体的品种和数量。在那个时期,紫砂壶的制作可能是有限的,因为上海到宜兴的交通中断,这使得紫砂壶的制作和销售受到了影响。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和资料来了解顾景舟先生在上海仿古紫砂制作方面的详细情况。

我们的研究目标是尝试确定顾景舟先生在上海仿古制作紫砂壶的数量。目前,我们已经收集到了一些关于他在上海制作的紫砂壶的信息,其中包括一些知名的收藏品,如:

  1. 《时英款方壶》 – 香港茶具文物馆收藏,1件。
  2. 《陈鸣远款方壶》 –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1件。
  3. 《陈鸣远款直嘴方壶》 – 黄正雄先生收藏,1件。
  4. 《陈鸣远款二弯嘴方壶》 – 上海博物馆收藏,1件。
  5. 《陈鸣远款二弯嘴方壶》 – 三峡博物馆收藏,1件。
  6. 《陈鸣远款六方壶》 – 上海博物馆收藏,1件。
  7. 《陈鸣远款笋形水盂》 – 南京博物院收藏,1件。
  8. 《陈鸣远款龙把风嘴壶》 – 故宫博物院收藏,2件。
  9. 《天鹅樽》 – 据潘持平老师所说,2件。
  10. 《供春款的供春壶》 – 暂时无法确定数量。

这些茶壶的造型主要以方壶为主,虽然造型相似,但泥料、壶身上的款识等细节可能有所不同。通过这些已知的收藏品,我们可以初步了解到顾景舟先生在上海仿古制作紫砂壶的一些特点和风格。然而,要准确确定他在上海仿古时期制作的紫砂壶的总数量,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数据收集。

 

研究显示,当时的情况可能如下:郎玉书在上海看中了年仅20出头的顾景舟,虽然年轻,但他的紫砂制作技艺已经相当不凡。为了评估顾景舟的技艺,可能先让他制作了一系列造型较为简单的方壶,随着时间的推移,顾景舟的技艺得到认可,于是郎玉书逐渐委托他制作更为复杂、精致的紫砂壶作品。

另外,在《阳羡砂壶图考》下册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有关陈鸣远款方壶和沈子澈扁方壶的信息。这些方壶的造型与顾景舟仿制的方壶非常相似,可能是当时制作紫砂壶的一种流行风格,或者受到其他紫砂名家的影响。这些发现为我们理解当时紫砂壶制作的趋势和特点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

根据相关研究和顾景舟先生的怀疑态度,可以推测他生前对《阳羡砂壶图考》持有怀疑态度。他多次在徐秀棠面前提到书中的作品不可信,这可能是因为他认为其中包含了他当年仿制的作品。《阳羡砂壶图考》的上册成书时间是1937年,下册中的图片也相应制作于1937年左右。这一发现揭示了书中的作品与当时紫砂壶制作的历史联系,以及顾景舟对自己作品的认知。

此外,你的父亲在参加2005年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陈曼生艺术研讨会”中看到了陈曼生的壶作品,其中包括“乙亥铭直腹壶”,这进一步丰富了对陈曼生壶作品的了解。此类研究和发现有助于深入探讨陈曼生等紫砂壶名家的艺术创作和历史影响。

根据研究的结果,我们可以初步认为顾景舟先生在上海仿古紫砂方面的作品数量较少,品种也不太多。与其他紫砂壶名家如蒋燕亭、裴石民相比,顾老的影响力并不是最大的。然而,顾景舟是一个注重追求完美、具有古代文人风骨的紫砂艺人,他可能因为此事而难以启齿,留下了一些未解之谜。这些发现和研究仅仅是一个开始,希望更多的紫砂爱好者能够一起来深入探讨和研究顾景舟的艺术人生和成就。

此外,附录中提到了徐耀棠口述的一些回忆,包括顾景舟在抗日战争期间何时逃回家乡等信息,这些口述回忆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顾景舟的生平和经历。

1938年春季,日本军队占领了整个上海。当地的一些就业人员不得不逃回自己的家乡,包括吴祥大、陈祥宏、陈祥羲等在蜀山的人,以及上岸的顾景舟、王寅春等。顾景舟回到家乡后,一直居住在上岸,并在抗战胜利之前没有再次前往上海就业。这段时间正值1937年至1939年,战乱时期,紫砂业务受到极大冲击,尤其是高档细货,市场需求几乎为零。因此,顾景舟不太可能在这个时期返回上海谋生。至于1940年之后,他常常出现在作者家中,没有听说过他再次去上海工作的事情。

另外,关于顾景舟何时得天花病的问题,根据回忆和联想,大致可以确定是在1939年。因为在此之前作者并没有见过他,只是听母亲提到他原本是一个英俊的年轻人。然而,1939年下半年,作者一家搬到租住曹荣军家之后,才初次见到他,那时他的脸上已经有了麻点,询问母亲后得知他刚刚从天花病中康复。